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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治疗与医学心理学
    2018-08-24    来源:

  长春中医药大学邱冬梅

   

  摘要:萨满治病是历史上诸多有萨满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的萨满普遍具有的一项职能。其与医疗相关的行为主要体现在萨满“医“和“治”两个内容环节上。萨满“医”的环节体现了萨满所具有的“人神沟通媒介”的作用,更具神秘性、原始性特点;萨满“治”的环节更倾向于象征性的宗教仪式的治疗作用,更能反应出其科学性和实用性特点。本文从医学心理学的视角对萨满“治”的部分进行分析,预期阐释“萨满治疗”这种模式所具有的可被理解性、可被借鉴性和可被临床应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萨满治疗;医学心理学;暗示疗法;仪式治疗

  在萨满教信仰的世界中,人患病的原因主要是来自超自然方面,各种治疗方法也是基于对超自然力的虔诚信仰前提。在当今社会,这显然是有违科学的。但值得探讨的是:为何萨满治疗会千百年来在世界各地都有存在过且世代传承,经久不衰?即使在科学技术和生物医疗如此发达的今天,国内外的诸多民族中,萨满依然在本民族中担负着为人治病的职责,而且,治愈病人的案例也为数不少。

  在笔者看来,萨满治疗与医疗有关的行为大体体现在“医”和“治”两个环节上。“医”的环节主要是基于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前提条件,萨满具有沟通神灵的中介功能,从而能够通过脱魂或凭灵,即灵魂出体或降神附体的方式,实现诊断患者病因和病情,并据此确认采取何种措施以祛除疾患实现康复的目的。这个过程中萨满“医”的行为更具有神秘性,与古代的巫术疗法相近;“治”的环节主要体现在萨满运用其具有象征性的仪式、器具、舞蹈、音乐等宗教行为,或兼有药物、物理疗法等手段,予以治疗病患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萨满“治”的行为更具有科学性,与现代的心理治疗、情志治疗等精神医疗的机理更为相近。

  本文主要从萨满治疗所蕴含的医学心理学的理论角度,针对萨满“治”病的环节中所含有的医疗心理作用予以分析,试图对萨满治病的合理性给予更为科学的阐释,其为现代医学可开发、吸收和利用的部分,将其能为现实医疗提供服务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萨满治疗

  苏联学者谢..托卡列夫曾言:“早期的萨满职责影响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医药等诸学科无不知晓。但其最主要的职责还是驱邪除病。”它并不是单纯的巫术,也不是纯粹的医术。在学术界一般把类似萨满的这种综合治疗称之为“社会文化治疗”(Socio-Cultural therapy),或称为“民俗精神医术”(Ethon-Psychiatry)。

  萨满治疗研究为国内外诸多学者所关注。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对萨满的心理学和治疗学研究基本主宰美国的萨满教研究领域。美国人类学家LauraKendall 以今天的韩国活态萨满为例,说明现代国家状态下的萨满教治疗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英国人类学家 Ioan Lewis1930-2014)认为:“萨满是神启的先知和治疗师,一个拥有神授能力的宗教人物,有着控制神灵的法力并能体现这些神灵。朝鲜将萨满治病的过程叫做“致诚”或“摆(桌)”仪式,治疗疾病时还要诵读经文,治疗精神疾病时,盲巫要读“玉枢经”。

  我国历史上,关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萨满治病的记载很多。“萨满”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 “匈奴有毉,毉就是巫医”《汉书·苏武传》记载了匈奴萨满治病救人的情形:“武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毉,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自刺而气绝后,胡毉刨地生火,将苏武放在上面予以治疗。此萨满治疗方法亦具有医学合理性。《辽史·耶律敌鲁传》中同样记载了契丹萨满治病救人的内容:“(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恬之使狂,用泻其毒即可。’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萨满治病“视人形色”或“察形色”而不“诊候”,便可知病根。晋王耶律隆运弟耶律制心,“小字可汗奴,父崇德,善医,视人形色,辄决其病”;萧胡笃的“曾祖敌鲁,名医,人有疾,观其形色,即知病所在”;“耶律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之功”。辽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疴,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势,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钲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这里记载了契丹人观察形色查找病因的方法,采用神秘的医术祛除疾病。

  国内的萨满治病医疗在诸多少数民族中仍为临床所使用。蒙古族萨满、达斡尔族萨满、鄂温克族萨满都具有治病的职责。根据史禄国的研究,满族的安巴萨满治病的逻辑为:先是记录下病人的全部症状,继而决定是否自己有能力给予病者以治疗。如果是纯粹的病理学现象,安巴萨满会拒绝施以治疗,并建议病患寻求职业的医生求治。如果是神灵或灵魂的原因致病,萨满会采取具体的仪式手段进行治疗,且这种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病人处于如恐惧、生气等心理状态下,萨满不会求助神灵,而是会通过击鼓等简单的仪式手段唤回病患的灵魂;二是大多数情况下,萨满的治疗都需要通过干预神灵的方式达到治疗目的的。

  蒙古族萨满治病主要是神经性的或精神性的病症,“人间有404种疾病,101种由医生来治,101种由喇嘛来治,101种由萨满来治,另外101种由自己来治。类似肝病、胃病的萨满治疗不了。”有请神、降神、送神等几个阶段,要经历设坛、请神、献祭、驱魔、脱衣、送神等一系列的细节。跳神过程中都伴有舞蹈、歌唱、咒语,而且还要表演和病魔搏斗的法术。这些从原理上来讲是一种精神治疗,是从精神上缓解和调整病人的病痛和神经紧张。同时,某些练有气功的萨满,通过发意念功或“吉达倾戈腹”(腹中刺矛)等巫术来治疗疾病。

  鄂温克族人则认为:“(鄂温克)萨满教的势力也是牢不可破的,比如他们在患病时不靠医疗,专门由萨满祈祷医治…”,“其疗病方法亦分数种,病轻者取茶叶诅咒与病者烹与饮之,重者则宰马牛羊鸡雀等禽兽,祭祀鬼神以禳之,若病人附有邪气鬼魂者,则结草为人,跳神而驱逐之。可见,萨满能够治病,是历史上诸多信奉萨满教的国家和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项职能。萨满治疗的多是精神性、情志性、心理性的疾病。对其诊断和治疗的方式,各个民族和国家也是不尽相同的,基于共同的萨满教信仰前提,依托萨满作为人神中介的身份和对萨满权威性的信任,在治疗上起到了心理抚慰、排遣压力、倾诉不满等心理或精神上不良情绪的作用。萨满治病的过程中,通常都会采取歌舞等动作,让患者尽情释放内心的压抑,运动辅助以心理上的梳理治疗,是萨满治疗过程中的主要特点和原理。

  当然,根据文献记载,萨满在治病方面也不是万能的。“夏四月戊午,还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药方,当用男子胆和之。不数年,杀人甚多。至是,觉其妄。辛巳,射杀之。”可见,萨满治病也不排除误诊致患者死亡,甚至坑蒙拐骗延误治疗的情形。

  二、萨满治疗的医疗心理学分析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给这种看似迷信的治疗行为以一种合理的解释呢?对萨满教及萨满治病行为的深奥内在,我们难以全面给予揭示,但从医疗的角度看,萨满治病具有特定的某种有效机理,是可以肯定的。荣格学派将萨满医疗文化作为灵感之源,其不但不排斥萨满教心理治疗方法,且赞扬萨满教在构建人类意识与无意识交流的桥梁方面的突出成就。他认为,萨满教对人类潜意识的召唤,对人类的身心愈合是有益的。荣格心理学吸收了包括萨满教医疗文化在内的人量的人类文化中的非理性内容,以至有人认为,荣格的一生及其心理治疗实践体现了萨满教医疗的所有特征。

  第一、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心理暗示指通过含蓄、间接的方式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目前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也是围绕着以下几种观点讨论的。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受暗示性在于一个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他的行为动机不是自己形成的意念和信念产生的,而是旁人影响的结果。”“暗示具有惊人的作用,消极暗示可以导致人体功能的失调,形态器质性损伤,甚至引起死亡;积极的暗示可以治疗疾病和调动人体潜能。”日本的心身医学教授池田酉茨郎认为,受暗示“就是一个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人语言或其他刺激,由此而产生特定的知觉、观念、信念、情感和行动的现象”。法国的伯恩海姆(Bemheim)认为暗示就是受暗示者把别人所暗示的观念接受过来,并在动作中加以实现。诸种有关心理暗示的解释,都未能从科学层面给予其实质性的解释。对此,苏联心理治疗专家普拉托诺夫认为是由于语言机制尚不清楚,还没有掌握暗示影响高级神经活动的方法的缘故。暗示是特殊的心理现象,暗示的实施者不是说理论证,而是动机的直接移植;接受暗示的一方也并不是通过分析、判断、综合思考而接受,而是无意识地按照所接受的信息,不加批判地遵照行动。按照这个思维逻辑工作,积极的暗示能够使个体的心理、行为及生理机能得到改善,增强对疾病的痊愈和康复的信息,达到治疗的目的,从而成为一种治疗方法。

  暗示疗法在心理学上通常有两种,一种为觉醒式一种为非觉醒式。非觉醒式的多指催眠状态下的暗示治疗方式。觉醒式的暗示疗法在临床上常用的有语言暗示、药物暗示、手术暗示、情景暗示、榜样暗示等,不论采用何种暗示疗法,其治疗的效果与个体暗示的易感性有密切关系,医生的权威性也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萨满治病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积极心理暗示作用的巫术治疗方式,已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肯定。萨满治病所具有的积极心理暗示作用,主要是基于以下参照系统实现的。首先,具有接受心理暗示的前提条件。这种前提条件主要体现在:实施萨满治病的族群具有族体性特征,并因此在族群内部形成了特殊的场性效应的原理。病患是个体,萨满治病所针对的即是某个确定的病患个体进行的,但这种针对个体医治的行为恰为全体氏族成员所关注和参与。这与苏联心理学家彼得罗夫斯基的“受暗示性在于一个人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他的行为动机不是自己形成的意念和信念产生的,而是旁人影响的结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国内东北地区早期的氏族萨满进行医治疾病的行为,发展到后期,东北各少数民族中仍然遗存着萨满治病的古老医疗方式。从氏族到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其族体成员,都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族体意识,萨满教为其共同信奉的原始宗教形式,萨满治病所具有的特殊、神奇疗效也为族众所深信不疑。在这种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所具有的共同心理、共同念力,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场下,心理或生理的某种不平衡、不和谐的生物状态得到了适当的调适,从而起到积极的场性效应。“从这个角度深入探索,那么萨满跳神所产生的心里场效应和超物理学意义上的心灵沟通,就不是简单的‘迷信之尤’。我们还应该认定,这个心理场以及人我沟通,既是文化的,又是具有生物物理学意义和人体科学内涵的重大科学研究对象。” 

  其次,对治疗者的信任是医治好病情的又一关键因素。信任原则对于社会医学和精神医学尤其重要。“在对病人进行诊断和治疗的时候,医生应当培养一种感受病人特点的能力,他应该懂得病人一旦对医生建立了信任感和信心,其力量可以超过医术。”在萨满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实施心理暗示的主体-萨满,在病患及族众内心中具有神圣的权威性,治病功能自古有之,族众对其深信不疑。对文献中有关古代契丹人萨满治病功效记载的分析得出,契丹民众对萨满治疗效果深信不疑,无论是对患者个人还是围观众人,都对治疗起到了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萨满脱魂附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产生的实际医疗效应;萨满利用祭祀仪式等渲染出神秘和超自然力的紧张氛围,对围观的族众起到了一种心理整合的效应,帮助病人树立了信心,增强了体能与抗病的意志,自我治愈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萨满作为医治的主体,能够予以实施心理暗示,是基于病患对萨满教信仰的认同上,依赖于病患对萨满之人的医治功能的笃信心理,这对整个萨满医治过程的顺利进行,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萨满治病的行为正是心理学中实施积极心理暗示的治疗机理的体现。

  第二、萨满治疗是实施宗教仪式治疗、施以药物治疗及物理治疗等多种治疗手段的实践过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医疗效果。在中医治疗中“以情胜情疗法”,既是利用一种心理平衡术的心理疗法,有意识的采用相对的情志,通过刺激和调节的作用,最终达到控制和战胜疾病的疗法。病患能够随着音乐、舞蹈等象征性的仪式行为所带来的欢快气氛和群体愉悦的场效应,在心理上,随时调整情绪的变化,有助于排遣压抑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在动作上,或蹦或跳的运动,有益于调动病患的积极体能。

  维吾尔族萨满(巴克西)在治病时通常会让病患尽情的歌唱舞蹈,直到大汗淋漓,这是一种心理疗法与运动疗法相结合的疗术。蒙古族萨满-博在给病患治病时,有的采用喷火酒、用香火熏,还有用踩过烧红的铁的脚去踩揉病患之处的做法,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与现代的艾灸疗法、热疗和按摩疗法等具有相似的医理。

  根据文献记载,古代萨满治病过程中,也常用药物等施以疗术。《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寙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云: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巫是最早使用药物”的医生,在《山海经》中,把各类“巫”的登山之举与草药一起记载,也间接反映了致幻性药物在巫作为医者进行治疗时使用的可能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山海经》中巫与长生不老丹和草药有关,可《山海经》作品的最晚时代应该是战国时期,此时期“神仙思想”在社会中尚未占据主流地位,误解根源于将神仙思想与萨满的药物昏迷治疗法混淆了。《清稗类钞》记载:“索伦之巫,能以镜治疾,遍体磨之,遇疾处,则陷肉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然此于近世之按摩术颇相似,未可以其假托神权而鄙之”。这里不但肯定了萨满治疗的疗效,也对萨满治疗的科学性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在古代蒙古人接见外国使者时必须先让其从火堆中间走过去,以是消毒后,才能面见皇帝,至今蒙古人仍保留着用一小铁勺火熏脏物消毒的习惯。用火消毒的做法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医学意义。此外,萨满对患者施行灸烤和放血的疗法,在蒙古地区至今还有保留。

  第三、西方现代心理治疗领域中,对萨满教疗法的开发和利用形成了一种潮流。萨满教治疗的核心,在于其具有知觉状态的改变、心灵、身体、灵魂和精神整合为一体的概念和相关实践。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同时也是萨满治疗的倡导者,利用此治疗方式的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医生——克里斯塔-麦金农,她致力于将本土萨满教传统进行调整后,应用于当代心理治疗实践。对萨满治疗所具有的医学心理学机理的理解、开发和应用,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航向标。美国人迈克.哈纳基于“新萨满教”(Neoshamanism)理论,推动了萨满教医治职能的发展,他在“新萨满教”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核心萨满教”(Core Shamanism)理论,成为了一套适用于当下西方社会医疗、康养和保健领域的萨满理论与技术,其提出的依据便是根据萨满教所具备的传统医者的身份和功能这一历史事实。之后,由其陆续创办的“萨满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hamanic Studies)和“萨满研究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Shamanic Study)也旨在为全球人类的福祉而保护、研究、传授萨满知识。可见,在西方萨满教治疗已作为一种医学模式的补充形式予以倡导、重视和应用。

  对萨满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作用,也有学者用专文给予了关注。在现代医疗背景下,使用补充疗法确实有助于疾病的治愈。例如,在对心脑血管病人的护理中,补充疗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互补疗法和治疗实践通过减轻压力、焦虑和改变生活方式来促进心脑血管疾病的治愈。意象、催眠、冥想、瑜伽、太极、祈祷、听音乐、运动、节食和膳食补充剂是护理的主要方法。互补疗法的哲学基础是互补与和谐。[viii]萨满治疗作为一种补充疗法,其所含有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中也体现了传统医学中互补和谐的医学哲学理念,彼此借鉴,吸收到自身疗法之中,更好地体现了萨满治疗的合理性,也发挥了其自身治疗的良好效果。

  萨满教这种古老的信仰传统,提醒我们要在文化的整体观中,去理解治愈过程和身体健康的概念。这种在历史地理上分布广泛的医疗模式,包含着理解人类的要素。萨满教关于疾病、变化、增长的观念,在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对仪式的利用,对死亡和垂死的关注,以及治疗过程中,意象的使用等和我们当代的治疗实践,在法则上是高度一致的。历史巫医治疗模式下,萨满教治疗中所蕴含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治疗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和在治疗过程中所采用的意念上的转移等医学心理学方法,与现代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死亡的观念,治疗手段和方法,在文化和世界的整体观下去理解它,则具有内在医法上的一致性。

  这种治疗传统拥有各自的历史和原则,拥有和各自传统信仰和实践相关的解剖学、生理学、疾病分类学、病因学、病理生理学以及治疗模式,这些对临床医师和生物医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医学教育工作者都有启示意义。

  三、小结

  萨满治疗的模式发展具有历史性和国际性特点。在萨满教信仰观念和原始医学模式下,古代民族和国家的萨满治疗在面对疾病、死亡和治疗等事项时,萨满“医”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萨满人神中介的身份予以体现的,具有神秘性和原始性特点。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医疗模式下,萨满治疗作为医学补充模式,萨满“治”的职能,则更能体现和说明其内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特点,尤其在医学心理学理论方面的运用,更能诠释其合理性。鉴于在古今中外诸多国家和民族中,萨满治疗方式的存在,具有客观普遍性特点,且其作为医学治疗方式的一种补充模式,在西方现代心理治疗领域中潮流般发展的态势,更应引起国内医疗界的关注和重视,对其深入研究,找寻更好治疗疾病的新途径,为人类的大健康事业做出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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