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乐平表示，全球5G已经进入商用关键期，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17家电信运营商开始商用5G网络，韩国、美国、瑞士、阿联酋、芬兰、西班牙等国家都在加快5G的商用化推进工作。他客观地表示：“在5G商用推进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网络不稳定，基站和手机功耗、价格较高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将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改善，在网络领域，今年年底多家厂商的7纳米双模NSA/SA基站将商用；在终端领域，截至今年5月初，全球5G终端已经多达52款。

我国已经提前开启5G商用化进程。他预计，今年三大电信运营商将在40多个城市预商用或商用5G网络，将开通8万~10万个宏基站。2020年，我国将迎来5G规模商用阶段，将在数百个城市开通60万~80万个宏基站，将有多家厂商的NSA/SA和TDD/FDD双模手机商用。2021年~2027年，5G将在我国大规模商用，届时百万数量级的宏基站和千万数量级的小基站将把5G网络覆盖至我国所有城市、区县和发达乡镇。

5G网络如何承载？韦乐平认为，全光网是理想的技术选择。他介绍，现在，全光网已经从1.0向2.0时代迈进。他解释说，全光网1.0时代注重的是大面积覆盖，而2.0时代则能实现全光网的自动调度。数据显示，我国首张骨干ROADM网已经运营一年，节约了30%的成本、50%的能耗和空间，实现了配置效率的提升和时延的降低。省际干线和省内干线将规模应用，大城域网将随需启动，城域和接入网需进一步降低WSS成本。2019年，我国开始建设的ROADM节点数量多达466个，CTC骨干网最大节点容量可达370Tbps，已经有需要32维的WSS。

对于ROADM的后续演进方向，韦乐平表示，需要提高灵活性，从CD迈向CDCG，实现光路自由度；增加维度，提升容量，满足网络节点容量需求；提升智能化，用全网的视野，实现最佳路由，降低成本和时延；缩短恢复时间，满足较高质量业务需求；通过裁剪功能，降低成本，向城域乃至接入网延伸；实现向OXC的升级，用全光背板替代ROADM日益复杂的连纤，实现无纤化光端口全互联等技术创新，实现更高维度、更大容量、更低功耗、更高可靠性和更简单安全的运维。

“全光网还需要实现SDN控制。”韦乐平总结了SDN控制的四个优势：一是有利于利用全网带宽资源，缩短收敛时间，减小时延，确保路由和性能的可预测性，从而降低成本。

二是有利于实现最佳路由，鉴于SDN控制的光交换的透明性，通过客户端可以与任何厂商的ROADM或者之前的网元实现互连，任何路由器间的最佳光通道可以因此水到渠成。三是有利于打破网络、技术、厂家之间的壁垒。四是由于实现跨层融合，ROADM没有解决层间控制协调机制，引入SDN跨层视野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ROADM能否进一步向网络边缘扩展？对此，韦乐平表示，关键在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WSS器件。对此，技术创新是首要解决办法，他建议可以去掉网络边缘不必要的功能、通路数和级联数、密封封装、窄带通路的高阶调制、不必要的温度范围等因素，放松光器件要求，省去加热器和制冷器等。同时，要创造良性循环的模式，降低成本、扩大规模。

对于5G和光网络之间的关系，韦乐平表示，5G将从无线接入网延伸到RAN与DC间的城域网和区域网，其中光纤承载网成为关键。5G对光纤网的容量和光纤连接密度要求很高，改变了无线网和光纤网的关系，二者将逐步融合近一个统一的端到端网。“5G光纤网除了连接功能外，其网络架构、功能分布、拓扑结构、设备形态乃至传输介质都会发生重要变化。”他补充说。

那么，5G时代的光纤基础设施面临哪些挑战呢？韦乐平表示，一方面，5G要求光纤网以十分之一的4G时延支持十倍的4G速率，压力巨大，特别在前传位置。另一方面，5G为了经济可行，要求光纤网，特别是前传网，从网络架构到技术实现都要有重要创新，这样才能控制光纤基础设施成本。“显然，能最大限度控制成本增长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FTTH光纤基础设施，包括机房机柜、管道管孔、ODN、光缆光纤等，实现共享，”他强调，“光纤基础设施资源成为5G差异化竞争重点。”

“5G的成本将影响运营商的部署进程，”韦乐平表示，“按保守估算，只考虑网络覆盖到城市、县城及发达乡镇，也需要比4G增加约50%的投资。”他认为，其中前传成本最敏感、分担成本的用户数最少。对于降低成本，他提出两个思路：一是架构重构，开放结构，实现硬件白盒化、软件开源化。二是降低光器件成本，光器件生产规模小、手工操作多、温度要求苛刻、传输距离长、技术创新慢，是降低网络前传成本的关键。

光器件的成本已经成为整个5G网络成本的关键，如何降低5G光器件成本？韦乐平表示，网络架构、网络协议、光物理层要实现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分级，不同距离采用不同技术实现最低成本；通过规模量产，减少选项、国产化和不同领域技术共享来扩大量产规模；在采购模式上，增加光器件单独采购数量，减少开销。